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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作为“符号”的演变

作者: 探索奥秘 发布时间: 2020年03月24日 11:32:55

撰文:孙江(东方历史评论)

拉康的同胞、符号学大家罗兰·巴特(Roland Barthes)曾写过一本关于日本的小书,名为《符号帝国》。罗兰·巴特认为,在欧洲,精神世界试图赋予“符号”意义,而日本则“拒绝意义”,或令符号“缺失意义”。首都东京的中心“皇居”空空荡荡,这和欧洲城市中心挤满教堂、政府机关、广场、银行、剧院等截然不同,这种“空洞的中心”有一种脱离“意义”的解放感。在笔者看来,罗兰·巴特揭示的“日本文化”是欧洲这一先验的镜像所反照出来的真实/非真实的他者,忽视了意义“缺失”背后意义的存在、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对本真性的执著。话说回来,如果把民国看作一个符号,该符号内涵又外加了怎样的意义呢?

罗兰·巴特

民国即“中华民国”之略称,由孙中山发明。1904年8月31日,孙在面对美国公众撰写的英文文章《中国问题的真解决》(The True Solution of Chinese Question)一文中写道: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”(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s out-of –date Tartar Monarchy in to “Republic of China”)。“中华民国”英文为Republic of China,从文末“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,尤其因为你们是自由与民主的战士”(We intend to model our new government after yours, and about all because you are the champion of liberty and democracy)可知,孙中山心目中的“中华民国”应该是以美国政体为原型的。但是,通读英文原文不难发现,孙中山的Republic是以西欧民族—国家(nation-state)模式为张本的,内里夹杂着些许美国要素。稍后(1907年)章炳麟的《中华民国解》更将这种民族—国家模式推向极致。

Republic的汉译名为“共和”,是经由日本“出口转内销”的。作为翻译词,19世纪中叶Republic传入中国时曾有许多其他译名,如“合省国”、“众政之国”、“民主之国”等。在汉语语境中,Republic和Democracy的最大公约数是“民主之国”,承袭了欧文原来的暧昧。梁启超译柴四朗政治小说《佳人奇遇》中有:“厌王政而希民政”、“盖以共和而建民政”。民政即Democracy。罗存德(Wilhelm Lobscheid)《英华字典》释Democracy道:“民政,众人管辖,百姓弄权。”因此,孙中山的“民国”一词含有Democracy和Republic两层意思。中华民国成立后,1913年第二版《上海方言英华字典》释Republic道:“民国,民主之国”。民国走进英华字典。

颠覆君主政体后成立的民国远不是孙中山、章炳麟所构想的民国,中国问题也远没有得到“真解决”。此后孙中山在言论上强调“民政”,要求实行“直接民权”,似乎在呼唤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民主:“众人管辖,百姓弄权”,实际上无论在中华革命党时期,还是在对国民党进行改组之后,孙中山都试图把政党作为“众人管辖”的归结点和载体。确实,在近代国家建设的要求下,共和也罢,民主也罢,都表征着一个具有强制性的均质化时代的开始,不可通约的复数的个体被纳入到可通约的单数的国民装置之中。

孙中山

那么,被通约的复数有何反应呢?1929年江苏省宿迁县发生了一起反对“庙产兴学”的事件,当时报章的主流叙事一直影响到今人的再表述,论者认为这是一起土豪恶僧煽动的反革命暴动。但是,如果从地方角度看,来自南京的官员所实行的变革不仅打破了固有的社会秩序,还扰乱了传统的精神秩序,事件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,而县长通过对当事人的“藤条桠杠,烛燎香烧,毒刑遍施”所建构的叙事使政治均质化完全丧失了正当性。

“小说家虚构故事,历史学家发现故事”(Hyden White,海登·怀特)。戴维斯(Natalie Zemon Davis)在其名著《档案中的虚构》中揭示了16世纪法国赦罪者的故事:“把恐怖的举动转变成一个故事,乃是使自己疏远这件事的一种方法,往坏处想它是自欺的一种形式,从好处想它是原谅自己的一条途径”。1943年抗日根据地山西黎城县发生的离卦道事件则呈现出另一番光景:将自身行为和事件“隔离”也是事件制造者常常采取的方式,因为至少可以达到瞒上的目的,幸运的话还能得到褒奖。事件过后,当地一位毕业于山西大学的知识分子说道:“今天所谓民主自由,在群众看来,较满清时代的专制还不自由,因为在当时,只要完了粮(交田赋),便完全自由,任你抽大烟、赌博……一概无人管。今天出门还得开路条,动不动就开会,反而成了不自由。回想那时,真是在天堂上生活。”面对这种反共和/反民主的历史叙事,套用罗兰·巴特的说法,对于民国符号不断变化的意义,在意义的彼岸存在拒绝意义的声音,这种声音可能很微弱,但并非不重要,它昭示出百姓不要说没有“弄权”的可能,连拒绝“弄权”的能力也没有。

在民国大学“破格”录取的故事中,无论是钱钟书、吴晗还是钱伟长、闻一多,清华学人的故事流传颇广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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