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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秋战国时期,集体议事制度的历史影响

作者: 探索奥秘 发布时间: 2021年08月13日 02:52:47

 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内部发生巨大变化,国与国之间还频繁有战、和变迁的外交往来,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国内、国际局势,国君亦深知自己一人的经历与智慧有限,因此多举行朝议商量国政。

  一、中央决策更加合理化

  公元前585年晋景侯曾就迁都之事而召集诸大夫集会,“晋人谋去故绛,诸大夫皆曰:‘必居郇、瑕氏之地,沃饶而近盬,国利君乐,不可失也。’”朝会上大夫们一致通过要搬到郇、瑕氏之地,他们认为那里土地肥沃而且靠近盐池,这有利于国家,因此是理想的选址。

  朝议结束后,景侯向群臣作揖,然后退入路门,韩献子一直跟从在景侯身后。景侯站在正寝外的院里,又向韩献子询问说:“何如?”这时献子回答到:“不可。”

  

春秋战国时期,集体议事制度的历史影响

  并详细解说了郇、瑕氏之地为何不宜迁居的理由,即“郇、瑕氏土薄水浅,其恶易觏。易觏则民愁,民愁则垫隘,于是乎有沉溺重膇之疾。”献子表现了和众大夫不同的观点,献子认为郇、瑕氏土薄水浅,容易积聚污秽。这样就会使百姓愁苦,身体瘦弱,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患上风湿脚肿的疾病。

  并向景侯提议“不如新田,土厚水深,居之不疾,有汾、浍以流其恶,且民从教,十世之利也。夫山、泽、林、盬,国之宝也。国饶,则民骄佚。近宝,公室乃贫。不可谓。”献子认为新田土厚水深,污秽可以随时被水冲走,因此人民不易生病,并且这里的百姓服从教诲,这才是真正的利益。

  晋景侯听了韩献子的话,再权衡朝堂上大夫们的意见,最后采纳了献子所说迁都于新田。因为迁都之事为国家大政,涉及到国之安定,所以晋景侯在面对如此重大的决策前召集群臣商议,而不是自己独断专行,以期能够得出最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合理措施。

  

春秋战国时期,集体议事制度的历史影响

  在春秋战国各国争霸的社会现实中,每当有国之大政,君主一般都会听取臣下的意见,也只有这样广开言路,才能使得国家政策的制定更加合理,并在争霸图存的春秋战国争得一席之地。

  二、秦汉继承并延及后世

  秦继承了前代的这种集体议事的形式并在这一时期逐渐制度化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,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。为了巩固这一新生的统一王朝,始皇帝一方面极力集一切大权于其一身,另一方面当遇有国家重大问题时依然要采取这种朝臣会议讨论、议决的方式,来弥补其一己决策可能会带来之不足。

  如秦始皇抚东土,到达琅邪,与众大臣议于海上,众人歌颂秦始皇,并在琅邪台上立石以表彰其功绩。对于郡县制的实行与否,秦朝的百官亦进行过一番争论,淳于越认为郡县制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,于是秦始皇让群臣商议,最终秦始皇听从了李斯的意见,实行郡县制。可见秦朝继续了这种集体议事的传统,一般的国家大政都会召集廷臣进行议决。

  

春秋战国时期,集体议事制度的历史影响

  朝议是在汉代得以最后确立并走向制度化轨道。两汉时期的朝议相比前代有明显的增多,且朝议的规模及人数也有所扩大。两汉书中朝议有明确人数记载的只有一次,即武帝时,曾议欲效古巡狩封禅之事,诸儒当时参加议事的有五十多人。

  东汉章帝元和二年,武威太守孟云上书欲还匈奴生口,以安慰之,于是皇帝诏百官议朝堂。这里的百官虽为虚数,不可实指,但也可说明当时朝议规模之大和人数之多。汉武帝以后划分内、外朝,内朝由大将军、尚书令、侍中或中书令兼领尚书事主持集议;外朝在丞相府设百官朝会殿,由君主制诏,丞相御史因事遵旨召集廷臣议事。

  汉代的朝议一般是由皇帝主持,但如果皇帝因病暴毙或一些原因而出现朝无天子的情况时,朝议也会由臣下发起。如吕后去世后朝政动荡,西汉群臣集体商议天子人选。再有昌邑王被罢黜后辅政大将军霍光坐于朝廷中,集会丞相以下官吏议定所立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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