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内部发生巨大变化，国与国之间还频繁有战、和变迁的外交往来，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国内、国际局势，国君亦深知自己一人的经历与智慧有限，因此多举行朝议商量国政。
一、中央决策更加合理化
公元前585年晋景侯曾就迁都之事而召集诸大夫集会，“晋人谋去故绛，诸大夫皆曰：‘必居郇、瑕氏之地，沃饶而近盬，国利君乐，不可失也。’”朝会上大夫们一致通过要搬到郇、瑕氏之地，他们认为那里土地肥沃而且靠近盐池，这有利于国家，因此是理想的选址。
朝议结束后，景侯向群臣作揖，然后退入路门，韩献子一直跟从在景侯身后。景侯站在正寝外的院里，又向韩献子询问说：“何如？”这时献子回答到：“不可。”
并详细解说了郇、瑕氏之地为何不宜迁居的理由，即“郇、瑕氏土薄水浅，其恶易觏。易觏则民愁，民愁则垫隘，于是乎有沉溺重膇之疾。”献子表现了和众大夫不同的观点，献子认为郇、瑕氏土薄水浅，容易积聚污秽。这样就会使百姓愁苦，身体瘦弱，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患上风湿脚肿的疾病。
并向景侯提议“不如新田，土厚水深，居之不疾，有汾、浍以流其恶，且民从教，十世之利也。夫山、泽、林、盬，国之宝也。国饶，则民骄佚。近宝，公室乃贫。不可谓。”献子认为新田土厚水深，污秽可以随时被水冲走，因此人民不易生病，并且这里的百姓服从教诲，这才是真正的利益。
晋景侯听了韩献子的话，再权衡朝堂上大夫们的意见，最后采纳了献子所说迁都于新田。因为迁都之事为国家大政，涉及到国之安定，所以晋景侯在面对如此重大的决策前召集群臣商议，而不是自己独断专行，以期能够得出最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合理措施。
在春秋战国各国争霸的社会现实中，每当有国之大政，君主一般都会听取臣下的意见，也只有这样广开言路，才能使得国家政策的制定更加合理，并在争霸图存的春秋战国争得一席之地。
二、秦汉继承并延及后世
秦继承了前代的这种集体议事的形式并在这一时期逐渐制度化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。为了巩固这一新生的统一王朝，始皇帝一方面极力集一切大权于其一身，另一方面当遇有国家重大问题时依然要采取这种朝臣会议讨论、议决的方式，来弥补其一己决策可能会带来之不足。
如秦始皇抚东土，到达琅邪，与众大臣议于海上，众人歌颂秦始皇，并在琅邪台上立石以表彰其功绩。对于郡县制的实行与否，秦朝的百官亦进行过一番争论，淳于越认为郡县制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，于是秦始皇让群臣商议，最终秦始皇听从了李斯的意见，实行郡县制。可见秦朝继续了这种集体议事的传统，一般的国家大政都会召集廷臣进行议决。
朝议是在汉代得以最后确立并走向制度化轨道。两汉时期的朝议相比前代有明显的增多，且朝议的规模及人数也有所扩大。两汉书中朝议有明确人数记载的只有一次，即武帝时，曾议欲效古巡狩封禅之事，诸儒当时参加议事的有五十多人。
东汉章帝元和二年，武威太守孟云上书欲还匈奴生口，以安慰之，于是皇帝诏百官议朝堂。这里的百官虽为虚数，不可实指，但也可说明当时朝议规模之大和人数之多。汉武帝以后划分内、外朝，内朝由大将军、尚书令、侍中或中书令兼领尚书事主持集议；外朝在丞相府设百官朝会殿，由君主制诏，丞相御史因事遵旨召集廷臣议事。
汉代的朝议一般是由皇帝主持，但如果皇帝因病暴毙或一些原因而出现朝无天子的情况时，朝议也会由臣下发起。如吕后去世后朝政动荡，西汉群臣集体商议天子人选。再有昌邑王被罢黜后辅政大将军霍光坐于朝廷中，集会丞相以下官吏议定所立。
